毕业40年回眸 | 张建军：两次高考两次录取，一个新兵的意外之喜

关注本号☞ 新三届 2023-04-05

一个转身，光阴就成了故事

一次回眸，岁月便成了风景

作者简历

在知青茶场劳动张建军，贵州遵义人，1958年出生。1975年贵州凤冈县花坪区茶花公社前进大队茶场知青。1978年3月被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本科录取，未报到。1978年3月入伍至空军驻藏部队。9月考入上海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本科。1982年7月毕业先后在空军驻贡嘎、拉萨、简阳、贵阳、曲靖、成都等地服役，1993年10月由成都军区空军机关调空军机关。空军大校。2008年7月转业至中央纪委机关，任副局级纪检监察专员。2018年9月退休。

原题

我1977、1978

高考两次录取的故事

作者：张建军

我于1977、1978年两次参加恢复高考制度后的高校招生入学统考，均被录取。这是一段难以忘怀的故事，既是个人的奇遇，也是那个年代才可能发生的意外之喜。

1978年3月初，我在贵州省凤冈县上山下乡三年后，从那里入伍。汽车—火车—汽车交替，经川黔、成渝、宝成、兰新、兰青铁路和青藏公路辗转万里，于3月底到达拉萨。

1978年5月于拉萨

大约过了10天，收到家里的回信，是一个大信封，里边除了父亲的信，还有一张来自贵阳师范学院（今贵州师范大学）的高考录取通知书。通知书按格式填写，大意是，“某某某同学，您已被我院中文系本科录取，请于3月某日至某日前往学校报到。”该通知书先发至我原来所在的公社，再由公社转到我父母家里，那时候我已在进藏的路上。

1977年10月初，我正在乡下劳动。同学传来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：国家决定马上恢复高考，自愿报名，按分录取，其他方面的条件放得很宽。

没过几天，父亲也来信说这件事，让我即刻动身回遵义复习。

恢复高考的消息如野火春风在坊间热议。很快，广播报纸就正式发布了。一石激起千层浪，点燃了无数人心中的梦想与希望。许多人跃跃欲试，那些工作多年、已经成家的老三届们也投入备考大军，报考人数之多前所未有。

资料显示，1977年全国报名参加高考人数为570万，录取人数为27万，各省平均录取率为4.8%，可见当时竞争之激烈。一些中学办起面向社会的文化补习班，我也赶潮流报名参加了母校遵义五中的补习。

我1971年9月由遵义东风小学升入遵义五中的初中部，1973年9月升入该校高中部，1975年毕业；初高中加一起，在五中只呆了4个学年。

那时正值文革后期，有限的文化课课时经常被学工、学农等非课堂教学活动挤占，中学知识学得不系统不扎实，即使功课名列前茅，也是有水分的。

时隔三年重回课堂，原来那种反应和感觉找不到了，曾经如数家珍的公式定理定律变得陌生，解题技巧丢得差不多了。繁重的体力劳动、清贫艰苦的知青生活把最为宝贵的读书时光消磨殆尽。

在补习班任课的都是一线顶尖老师，所讲的课与其说是“复习”，不如说是新进，难度明显比过去高，让人感到有些吃力。

好几位老师曾经教过我，基于老印象普遍对我比较看好，这让我感到有压力，如果考不上就太让他们失望了。参加两三次模拟考试，除了语文表现尚可，其余考得都不太理想，为此有些苦恼和焦虑。

有天我正在家里做模拟题，邻居伍大哥进屋，先是问起我复习的情况，接着拿起我的几篇习作看了起来。伍大哥早年考进北大，当时在某党政机关工作。伍大哥说：“你的语文基础不错，可以考虑报考文科。反正还没报名，一切都来得及。”“考场上谁都紧张，不紧张是少数。不管它千分之几万分之几，落到你头上就是百分之百。所以不要想那么多，好好地准备就是。”

伍大哥的一席话让我茅塞顿开，精神为之一振，报考文科的事就这么决定了。父母理解支持，给予很多鼓励。

我放下思想包袱，以平和的心态投入复习。充分利用手中资料，该记的记，该背的背，该练习的反复练习。渐渐地，掌握的概念和知识点多了起来，复习开始找到感觉。虽然时间很紧张，但也抽空出去走走转转，与朋友同学交流心得体会，沟通相关信息。每天听广播读报纸，及时了解时事政治。

我于考试前两周回到花坪，报名，领取准考证。

知青点冷冷清清，伙伴们回城忙自己的去了，一个单身老农在看守，吃住成了问题。无奈之下，只好去跟一位十分要好的回乡青年打挤，同吃同住同复习，捱过了考试前的艰难时光。

考场设在凤冈一中。校园依山而筑，从校门拾级而上，视野逐渐开阔，教室错落有致。高大树木掩映，即使在冬季也郁郁葱葱，显得钟灵毓秀。

12月15日是开考第一天，校门外拉起警戒线。考生汇成长龙逶迤而入，那场面那景象，仿佛不是去考试，倒像去赶场，人流熙熙攘攘，煞是壮观。有人驻足围观，但不像后来若干年有那么多家长陪考。

第一门考的是政治，发挥正常。第二门考数学。打开卷子的瞬间，一下就懵了，有的题型不曾遇到过。那道函数收敛的论证题，简直就像看天书，无从下手。

我把会做的题做了，不会的瞎蒙了几道。交卷的时候有些沮丧。

第三门史地，有一道送分题，要求答出红军长征所经过主要地方，我马上想起每次走进遵义会议旧址看到的那张红军长征示意图，按照所记的地名写出来就行了。

最后一门是语文，作文命题为“大治之年气象新”。一看题目，觉得有话可说。思考片刻，即奋笔疾书，以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起始，概括全国军民经历文革动乱，劫后重生的喜悦——大治，而后以第一人称虚拟了一次进城办事的所见所闻，从人的精神面貌到街市山川景物，虚实结合，全方位展示“新气象”，结尾以感慨口气呼应主题。

走出考场复盘，对自己的发挥颇为自得，几次与人复述作文内容，几乎是原文背诵，听者直夸我写得好。

即便如此，仍觉得考得不理想。当时不公布分数，也没有公布录取分数线，考生自己凭记忆对“标准答案”，然后估分。考试到录取的间隔太长，自己究竟考得如何，上没上线，完全不知道。加之数学失利的心理阴影，造成对高考结果的预期明显低估。后来被通知参加“预选体检”，但并不知道这就是已经“上线”的标志——只有上“预选线”才有资格参加体检，预选线就是“录取线”！因此并没有把预选体检太当回事。

当征兵开始后，便毫不犹豫地报了名。首先是对高考的录取不抱希望。当时见识有限、认知肤浅，不懂得大学正规教育对于人生有何特殊的意义，缺少“再坚持一下”的决心和耐心。第二是对农村生活已十分厌倦。农村穷，农民苦，农活累，知青的日子难以为继，仅凭茶山那点可怜的收成，根本无法养活自己。一天也不想在农村多呆，见到有离开的机会就赶紧抓住。第三是渴望走出大山，去远方看看。尽管一开始就知道当兵要远赴西藏，仍然没有退缩。想法很简单，好男儿志在四方，哪怕冰雪严寒高原缺氧也不在乎，走得越远越好。

两名接兵干部来自空军驻西藏某部，一个是后勤部政治协理员刘兴国，四川广元人；一个是通信队无线电台台长谢宗培，重庆人。他俩听说我刚参加完高考就应征，一致欢迎，省略了家访政审环节，很快发给我入伍通知书，起运当天还口头封了我个新兵排“副排长”，协助他俩做一些管理沟通工作。

场景闪回拉萨。手里拿着那张通知书发愣，内心的失落和遗憾难以言表。躺在床上，望着天花板，想了好多。对比眼前艰苦紧张的环境，想象一下大学校园的美好浪漫生活，心里有些难受。

下一步怎么办，是走是留？内心充满纠结。最后想，既然千里迢迢好不容易到了部队，怎么能说走就走呢？作为一名初来乍到、人生地不熟的新兵，竟然提出退伍回老家上大学？简直不可想象。闹得成还好，若是闹不成岂不适得其反？再说，西藏距贵州路途遥远，不是说话就能到的。

唯一的选择是，坦然接受现实，安下心来继续服役。

就这样，除了周围少数几个战友知道这事，领导面前没有提及。话虽如此，还是有人把我此举作为新兵连的好人好事反映了上去。领导认为我对此事的处理“有觉悟”。其实，这不过是无奈的选择，跟觉悟不觉悟扯不上，内心的苦楚只有自己知道。

新兵训练非常艰苦。除了内务管理、队列训练、条令条例学习、政治学系等基本课目，还要参加工程建设劳动。

最为艰苦是去拉萨东郊象多电站建设工地劳动。任务是人工开挖引水渠，每天早中晚三个时段，每个时段要挖运走5车泥沙。没有大型机械，全靠人手一把铁锹拼体力硬干。一个班分为挖沙、装沙、卸沙三组，按班时轮换。劳动强度很大，加上高原缺氧，每装完一车都气喘吁吁，收工之后几乎迈不动步，只想早点躺下。

住的是帐篷，昼夜温差很大。起床后先上工地干活再回来吃早餐，然后继续干。有几天晚饭后还加班，整整干了20来天。强烈紫外线和肆虐风沙的双重折磨，使我们的脸个个像干瘪冻裂的苹果，双手磨得不像样子。

休整没几天，又投入整修营院围墙的劳动。主要任务是用灰浆抹墙缝。每个班承包一段墙体，工具、手套及沙石水泥等统一配发，干了一周，真是对技术体力的全面磨练。

1978年6月，新兵连结束

三个月之后，新兵连解散，我被分配到部队司令部警卫排。跟通信队、汽车连、气象科、标图班等分队比，警卫排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分队，每天站岗执勤、军事训练，再就是公差勤务，哪里需要出体力就派去哪里。我抱着刻苦锻炼的态度努力去适应。每天参加执勤和训练，公差勤务等从不推辞，受领的任务都去认真完成，吃苦受累从不抱怨。两次实弹射击考核，我都得了优秀。机关官兵征文比赛，我获得一等奖，文章被誊抄在机关板报栏上。充分利用勤务操课之外的空闲时间读书看报。有天，读到解放军报转载的光明日报评论员文章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，虽然不能完全读懂，思想还是受到触动，觉得这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。文学类图书期刊也是阅读的重要方面，那期间抄写不少古诗词。心思在远方，对身边的鸡毛蒜皮琐事就不在意了。这样一来，我得到领导战友越来越多的认可。

记得是6月27日，警卫排张排长把我找去，说是刚接上级通知，战士可以参加地方高考，“你不是拿到通知书没去报到吗？如果给你机会，敢不敢再考一回？”我一听，眼前一亮，当即表示，太愿意了！“那好，我这就把你名字报上去。”

其实，头天下午我和几个战友在首长小院劳动，有人拿着文件夹向正在和我们一起干活的杨汉文政委报告，说是接上级转发总政通知，各部队可以组织义务兵参加地方高考。

若干年后才知道，教育部1977年关于恢复高考的文件中，有一段这样的表述：“解放军干部、战士到地方院校学习，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部根据文件精神，制订具体办法。”

杨政委接过文件很快看完，一边交还文件一边说：“你们抓紧制定方案，认真组织实施。听说警卫排有名新战士收到大学录取通知没有去，这次可以让他再试试么！”

首长话音刚落，有人便指着我做了介绍：“政委，这就是您说的那位新战士，小张。”政委冲我微笑着点了点头，“哦，挺好啊！那就通知警卫排，给小张也报个名吧！”

多年后，我有机会参与空军全国人大代表会务保障工作，见到已从大军区副职领导岗位退下来的全国人大代表、空军中将杨汉文，对他说起当年让我参加高考报名的往事，向他表示由衷感谢。这时候老首长神情有些茫然，歉意地摇摇头:“你说的这事，我没什么印象。”

28日，张排长通知我，“经司令部机关党委研究，同意你参加今年的高考。从今天到考试结束，免除你的公差勤务，专心复习迎考。你可要一定考上哦，为咱警卫排争光！”

掐指一算，离考试只有22天了。

虽然“领导批准”这条在地方已经取消，但在部队仍然保留，不是谁想考就让他考的。部队所属某团汽车班有个文化基础不错的战士也想考，但他在领导眼里属于“刺儿头兵”，不仅没有让报名，还被发配到离团部很远、位于堆龙德庆县的打石队，服役期满就退伍了。

司令部机关直属分队一同被批准参加复习考试的共有7名战士，当年入伍的新兵只有我一人。当务之急是缺少复习资料。入伍离开凤冈时，除了统一配发的被装，个人物品包括书籍资料等都留下了，没有任何可供复习用的资料。我刚忙搭车进市区，在位于布达拉宫东南的拉萨市邮电局发了封加急电报，请家里尽快给我邮寄高考复习资料。

根据当年招生考试文件规定，文科要考六门课，政治、语文、数学、历史、地理、英语，其中英语分数只做参考，不计入总分。数学必考，再难的关隘也得过。毕竟有半年前考试的体验，自认为语文、政治等主要靠基础和平时积累；历史地理复习资料等寄到了再说，现在就专攻数学。正好，排长给我找来一本《青年自学丛书——代数、几何》，这下解了我燃眉之急。该书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初高中代数的内容，有原理有公式有例题，每个章节和单元后面都有习题，书尾有答案供查验对错。

于是，我翻着该书，一节一章地消化，在弄清原理看懂例题的基础上，认真做好每一道习题。那20多天，就像打了鸡血，精神特别亢奋，每天睡4个小时而毫不困乏。数学补习还得到司令部气象科范科长的帮助。他是文革前解放军第三高等专科学校毕业的，数学基础很扎实，总能化繁为简，让人抓住要领。他为我们几个战士考生辅导过两次，还为我们拍了一张合影，成为珍贵的史料。

考试前10天左右，总算收到妈妈航空邮寄的政治、史地复习资料，我赶紧如饥似渴地读。好在过去有一定的基础，那本复习资料起到画龙点睛、提纲挈领的作用，一点就通，过目难忘。从临场表现看，资料到得虽晚但管了大用。

填报志愿的时候，部队政治部干部科的同志把“普通院校”栏划了一个叉，只让填报重点院校五个志愿，这无疑增加了成功的难度。根据能看到的招生宣传资料，依序填报了四川大学经济系（想报中文系，但只有经济系在西藏招生）、上海师范大学（1980年恢复“华东师范大学”校名）政治教育系、武汉大学汉语言文学系、中央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系、北京大学图书管理系。

之所以把川大列为第一志愿，是觉得成都离老家近，来去方便。

第二志愿填上海师大是因为对上海一直很向往，能去上海读书是最大心愿，没有在意它是师范类院校。管它成不成，就这么着吧，反正得把五个志愿栏凑满。

部队考生体检就在自己的卫生队进行。内科检查时，医生听我心脏，说是有心率不齐。老队长接过听诊器听了听，没说话。收起听筒，对我说，这样，你出去绕操场慢跑三圈，回来咱们再听。

等我三圈跑完，喘息未定回去时，一同体检的人早散了。歇息片刻，老队长再次给我听：“这下好了！我就说么，小伙子这么年轻，怎么会心率不齐？可能最近劳累，出去跑跑不就齐了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！”说完，拿起笔迅速签了字。老队长低语：“不要因为这个把你耽误了。”很久以后，回忆品味这个场景，才领悟老队长的良苦用心。

考试前夕，部队把驻拉萨各单位的考生统一安排到招待所食宿。进出往返由部队的大巴车接送。政治部干部科一位姓陈的副科长全程带队。

看考场那天，我们一行来到位于拉萨市城关区林廊东路的“拉萨一中”，查找各自的考场教室和考位。室外张贴着在藏招生高校的各式海报。上海师大的海报格外醒目：校园布局严整大气，河水涟漪其间，花木繁茂，像座大花园。心想，要是真能去那儿生活学习该多好啊！

临考前夜，很多人睡不着，去屋外路灯下看书。我却很平静，很早就上床入睡，一觉到天亮。

7月20日开考的早晨，行进的车上很安静，气氛略显紧张。返回时就热闹了，大家叽叽喳喳说个不停，让人想起一个伞兵的段子：“跳伞前夜梦多，上天之前尿多，落地之后话多。”

跟前次考试比，我没那么紧张。一门门考下来，既没有意外沮丧，也没有意外惊喜，都比较中规中矩，正常发挥。

语文试卷除了字词句等基础知识，没有通常的命题作文，而是一篇条件作文——缩写新华社发表的华国锋主席讲话“思想要解放一点，胆子要大一点，步子要快一点”。我按照试题提示，试着做了一遍，没什么特别兴奋的亮点。

地理考试中有一道25分的大题被我抓住了。大意是，“有个人冬至那天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发，走了三个月，到达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，接着又走了三个月，到达美国首都华盛顿。问，他到达华盛顿是什么季节，为什么？”

这道题涵盖地球四季的由来、南北半球气候颠倒的原因、24节气的含义等知识点。

看到这道题，脑子里立即反应出《地理知识》杂志上读过的一篇介绍智利的文章。智利因为地处南半球，它的四季跟北半球正好相反。而阿根廷不就在智利边上吗，道理肯定是一样的。

于是，很顺利地答完这道题。

最后一门考完，交卷退场时，监考老师低声说：“观察几天，你一直很稳定，应当没问题。预祝你成功，尽快听到好消息！”我赶忙谢过告辞。

考完试回到排里，执勤，训练，公差，一切如旧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。

1978年7月，考完试回到哨位

不久，张排长调往军务科任参谋，新任排长姓王。八一建军节是部队的大节，又是放电影又是会餐，还给每人发放压缩干粮、水果罐头等，营区一片喜气洋洋。独自踯躅在营区小路上，仰望星空，心潮起伏，抚今追昔，思绪万千。

大约是8月底，分数下来了。按百分制计分的五门科目，我总分为337分，平均成绩在及格线以上。最高分是地理，得了93分，只差7分就是满分了。看到这个成绩，感到自己大概率可以出藏读书了，立即写信向父母报告。

9月25日，午餐后回到警卫排，刚端起水杯准备喝，只听屋外有人喊我名字，出去一看，原来是政治部干部科的杨干事。他见我便大声道：“下午上班后去干部科拿录取通知书吧！”战友们闻讯凑上前：“他考上哪里了？”“不记得了，反正去了就知道了。”大家围过来道喜，我激动得不知说啥才好。

走进干部科办公室，只见桌上摊着一堆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的信封，信封上不同学校的落款。赶紧挨个找，终于发现印有舒同体“上海师范大学”字样的信封上写着我的名字。

打开里面，除了录取通知书外，还有一份“新生报到须知”、几张行李标签卡。第一志愿没录取，而被第二志愿录取，是因为师范类院校优先提档。

手捧通知书，简单的几行字，读了一遍又一遍。这下可是第一时间收到的，千真万确了！

1977、1978年，那真是一个充满机会与希望的年代，哪怕身处遥远的边疆、艰苦的军营，阳光雨露也洒向了我，使我有幸两次成为恢复高考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受益者。

1978年7月初，司令部机关报考的五名战士，难忘一起拼搏

第二次高考比第一次考得好，不仅使我一度失去的上大学机会这么快被找补回来，还使我获得去上海上全国重点大学的机会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次被录取意味着我因误判所遭遇的挫折得到拯救复活。坏事变成好事是意外之喜，而好事不是理所应当必然降临的。

如果我在第一次接到录取通知书后被失望情绪所击倒，陷于消极苦闷而不能自拔，势必成为部队思想工作的“重点人”，众人眼中的“刺儿头”。那样的话，第二次高考机会就不可能降临到我头上。

如果那天不是碰巧去首长小院劳动，在第一时间被首长点到；如果遇到的不是一位豁达开明、关心爱护部属的首长，破例让我这个入伍才几个月的新兵报名的事就不会发生。

如果警卫排的政治生态比较险恶，老兵使坏，排长刁难，他们可以随便找个理由把我的事搅黄。

如果卫生队老队长不是心存善念、经验老道，让我体检顺利通过，后面的一切都无从说起。这若干的“如果”集中说明，那个风清气正的年代，那个好人辈出的环境被我赶上了。

对于命运的偏爱与眷顾，我始终心怀感恩之情。

接下来，首先是按规定办理相关离队手续。从干部科出来，手持“准许办理离队手续”格式通知单和高考录取通知书，去司令部军务科开具“军人通行证”，去管理科开具“供给关系介绍信”，到校后就凭它接供，按月领取战士津贴和伙食费。开了被装证，是在校期间领换军服被褥蚊帐凉席的依据。还开了团员组织关系介绍信，领取了150元路费；那个低物价年代，150元可是一笔大数。

接着是解决怎么出藏的问题。干部科的同志介绍，自治区教育厅有专门车辆送考上内地院校的新生出藏，如果需要先去他们那儿报到，由他们统一安排。当时，战士进出西藏不能搭乘民航，而军航短期内没消息，只剩下去教育厅报到这个选项。

第二天（26日）一早，部队派车把我送到自治区教育厅，很快接洽上了。教育厅的同志让我27日下午去自治区第三招待所办理行李托运，28日乘大巴离藏。我抓紧准备。

27日下午赶到自治区三所。正当我办完托运，准备离开的时候，有一位负责人模样的同志把我叫住，很客气地对我说：“是这样，这批出藏的同学比较多。考虑到出藏路途遥远，为了保证各位新生的安全，我们把人跟行李分开，安排了两辆大巴，只装人和他们随身物品，托运的行李装在那辆解放牌卡车上随行。这样就需要一位负责押运的同志。今天正好见到您这位新生中唯一的军人，就请您来担负这个任务，坐驾驶室右座。如果您愿意，咱们就过去跟师傅见个面，沟通一下，您看行吗？”我一听，马上答应：“当然可以，没问题，请放心吧！”“那就太感谢了！”说完，他把我领到卡车司机面前作了介绍，商定第二天上车的时间地点等。

回到部队，赶紧向王排长报告。王排长听说我第二天就要出发，马上表示：“晚饭后给你开个欢送会，但是时间不能太长，因为晚上礼堂放电影，我们要安排礼堂警卫力量。你也知道，今天机关正组织观看苏联大型影片《解放》，一共八部，白天放了四部，晚上接着放。无论如何，欢送会是一定要开的，就简单意思意思吧。”欢送会上，大家说了很多祝贺、勉励的话；排长代表大家送给我一本笔记簿作留念，让我心里暖暖的。

28日晨，天放大亮，太阳还没升起。除了几声鸟叫，四下寂静无声，战友们还在沉睡。我收拾好随身行装，轻轻推门离开警卫排。四川邛崃籍战友杨志林赶紧跟出来，把我送到营区大门，正好是同批进藏的战友龚仁强值岗。跟他俩握手告别后，转身朝上车地点赶去。

没走几步，一辆大巴车在我身边停下，车上首长招呼我：“是小张吧？你是今天出藏吗？”我一看，是政治部王主任，赶忙应道“是的，首长！”“那正好，我们去西藏军区开会，顺路可以捎你一段，上车吧！”

在车上，王主任跟我聊：“听说你去年考过，录取了没去是吧？”“是的”“你看，还是有基础，再考又考上了，祝贺你！到了学校要珍惜光阴，好好学习，将来贡献部队！”

行李车与两辆满载出藏新生的老式大巴组成车队同时出发。司机姓郭，四十多岁，陕西人，长年奔跑于青藏线，经验很丰富。他不愿意跟在大巴后面慢慢爬，独自往前开，提前赶到食宿地等候。

上路第一天，他默默开车，很少说话。郭师傅1968年入伍当了汽车兵，后来退伍进了拉萨汽运公司。说起过去当兵的生活，他就来了兴致。第二天、第三天，咱俩的话渐渐多了起来。咱俩有一搭没一搭随意聊，听他讲青藏线上的奇闻趣事，漫长路途开始变得有滋有味起来。

每到一处食宿地，我们都要围着车辆转转，仔细观察行李摆放捆扎情况，生怕有闪失。由于长年遭受风沙冰雪侵蚀，不少路段是“搓衣板路”，颠得厉害。

9月30日，过了五道梁不久，汽车左后桥架有片钢板发生断裂，好在不是最吃劲那块，否则很可能发生连锁断裂，那样的话车就不能走了。郭师傅倒是很镇定，他和我一起把行李摆放做了局部调整，行驶中控制车速，遇到路况不好的地方，能绕就绕，不能绕就尽量慢行。行驶一段，停下来观察一下。走走停停，远远落在同行的两辆大巴车后边。

入夜，车过纳赤台，只见正面远方有一处亮点，渐渐地，亮点越来越大，变为灯海，格尔木到了。

10月1日上午，郭师傅送车去修理，我顺便在格尔木街头转了转。街面跟半年多前第一次路过时比较，显著的变化是绿树成荫，热闹不少。正值国庆，到处披红挂绿，洋溢着喜庆气氛。

晚饭后，车队继续上路，沿着察尔汗盐桥向北前行。汽车换过钢板就敢大胆跑了。路的两边是晶莹剔透的盐湖，瑰丽的景色美不胜收。郭师傅说：“现在路况好，视线好，可以往前赶赶，要是遇到雨天和冰雪就麻烦了，这盐桥滑得没法走。”

这天夜宿大柴旦。

10月2日晨，车加满油，往祁连山当金山口进发。翻过当金山口之后，向着花海子直奔而下。随着海拔降低，气压表指针不断顺指，高原上只能指到4、5，如今可以指到7、8甚至9了。人的呼吸变得畅快起来。

穿过沙漠便是一片很大的绿洲，先是低矮连片的灌木，渐渐进入白杨树耸立的林荫大道。不久就进入了敦煌县城。

县城不大，没有楼房，但人气颇旺，具有鲜明的西部风情。时隔半年，第一次吃到不用高压锅煮的饭，好香啊！郭师傅买了一个沙瓤西瓜切开，那口感那味道，香甜可口难以概括。

吃完瓜，汽车朝着西北方向疾驰，大漠落日，浩瀚辉煌。车窗外不时掠过一座座高矮大小不一的土堆子，郭师傅说那是古长城烽火燧遗存。目睹古迹，遥想先人打通西域，拓土戌边之伟业，仿佛进入时光隧道。

夜里10点来钟，达到兰新线上的甘肃柳园站，再往西一步就是新疆了。我们把车上的行李卸下来，一一分发完毕。郭师傅帮我办完购票托运手续，然后握手告别。

回西藏工作后，曾经去车队找过他，得知他已调回内地了。

3日凌晨，我登上乌鲁木齐至上海的直快列车，顺利补上了硬卧车票。整理铺位时，有人跟我打招呼。一看，原来是一号大巴车的车长。他自我介绍姓杨，考上了西安交通大学。模样老练沉稳，一看就是一位阅历丰富的人。

我们坐在过道窗边对聊，很是投缘。他是河南洛阳人，1968年的高中“老三届”。文革中为了躲避对立造反组织追杀，扒车搭车一路逃到拉萨。在拉萨汽修厂工作。从普通工人干起，成长为技术人员。他已结婚，妻子是师傅的女儿，师傅一家是上海人，因而对我能去上海读大学增加了几分赞赏。

列车沿河西走廊走走停停，我们的交谈却一直持续。他见识很广，说起西藏的地理、历史、宗教人文等，一套一套的，相当于给我做了启蒙。聊起西藏文革期间的派性斗争，更有如临现场的真实感。他知道内地正在发生的许多新鲜事，对引起轰动的文坛新人新作也很了解，详细介绍了《班主任》等作品的主要内容。

跟他聊天，就像听一位博学大师上课，信息量超大超密集，让我大开眼界。强烈感到，春潮正在涌动，时代正在巨变。杨兄没在西安下车，而是直奔洛阳，说要先去看望父母。

4日中午前后，我们在洛阳站台话别，从此再无联系，但这次邂逅实在是终生难忘。

列车继续行进在陇海线。车窗外，田野广阔，城市密集。5日，由豫东而鲁南、苏北，过长江，入江南，车厢广播响起弹词开篇、江南丝竹，吴越晚风徐徐拂面。

入夜，列车到达上海北站。出站后巧遇两位同校新生学友，于是结伴打车前往。高楼鳞次栉比，街头光影变幻，行进其间恍如梦境。进入师大校园已是夜里10多钟。有人引路，把我们安排在师大一村教师工会招待所暂时住宿。

6日晨，被淅淅沥沥的雨声吵醒。品着湿润的空气，望着窗外翠绿的树影，听着林间鸟鸣，欢欣之情油然而生。起床洗漱毕，打算先找地方吃早餐，然后去办理入学注册手续。

经人指引，沿着林荫道出校门，马路对过有家小吃店。推门进去，干净整洁，环境雅致，顾客不少，居民学生兼而有之。浏览价目表：阳春面（标粉）二两8分；阳春面（富强粉）二两10分；菜汤面二两14分；大馄饨一两15分；小馄饨一两10分；咸豆浆一碗4分；甜豆浆一碗5分；油条一只8分（粮票半两）……吃完阳春面，又要了碗小馄饨。用勺子舀起一个，轻轻吹吹，送入口中，嗯，味道很好。

1978年10月，初到上海

1980年11月班级合影，二排左四为我

谨以此文致敬我国恢复高考制度45周年，1977、1978级大学生毕业40周年。

2022年6月9日，于北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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